1929年末，当敌人的三省“会剿”风声日紧，开始进逼连城、永定、上杭、龙岩等地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了一封《新年贺信》给毛泽东。信中主张采取“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对前委和毛泽东建立赣南闽西20余县根据地和“一年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感到疑虑重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未必很快到来”云云。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贺信后，引起了深思。

毛泽东认为林彪的信代表了一种思潮，感到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因此决定回复一封信，帮助他转变思想，借以教育全军。1930年1 月5日，毛泽东在闽西古田赖坊写了《时局的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党内通讯(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答复林彪。

毛泽东在信中不仅尖锐批评了林彪等人没有建立红色政权的错误观念，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农村而不应在城市的重要思想，构建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框架。

毛译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红色区域和农民斗争的这一根本思想，实际上就是“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正如周恩来后来在《关干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指出的:毛泽东“到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

毛泽东在这篇党内通讯中明确提出了红色政权理论的基本内容即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深刻观念。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 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重要依托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答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是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理论的又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框架的基本形成。

本文来源《井冈山历史》，由井冈山市开拓精神干部培训中心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