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毛红军自出击赣南以来，随着斗争的深入，红四军党内的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分歧，愈来愈明朗，红军中党的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局面。

1929年6月下旬，为了总结红四军下山后半年多来的斗争经验，解决党和红军的建设问题，红四军前委在闽西龙岩伦明堂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这次党代会由于中央“二月来信”的负面影响，以及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很不一致，前委领导机关又未能取得统一，因而出现了一些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设军委的问题上。

井冈山时期是有军委的，毛泽东、陈毅、朱德都任过军委书记。1929年1月朱、毛红军下山以后，为了应付险恶的局面，减少层次，提高决策能力，一度取消了军委，统由前委指挥。“七大”前夕，在围绕着要不要再设军委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朱、毛之间意见不一。在5月底的永定湖雷会议和6月8日的上杭白砂会议上，前委成员就设不设军委的问题出现激烈争论，毛泽东表示“坚辞”前委书记。随后，毛泽东于6月14日复信林彪，提出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认为过去的争论实质上是“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是“少数同志们错误路线的结穴”，是党内“错误的思想路线”的“最后挣扎”，但未能在前委取得共识。

在红四军三打龙岩后，前委于6月22日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七大”，试图以会议形式解决红四军党内的争论问题。

红四军党的“七大”由代理书记陈毅主持，只开了一天。争论的结果，决议不设军委，加强前委的工作，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占了上风。会议通过了《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

但在最后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陈毅当选，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党的“七大”在中共党史、军史上酿了一大曲折，这是一次既有积极意义又有重大失误的会议。

红四军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蛟洋、苏家坡、牛古扑等地辗转隐居养病读书，历时5个月之久。陈毅去上海参加军事会议，并向中央汇报红四军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红四军出击闽中、东江之际、由代理前委书记朱德主持，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会议开了三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陈毅在上海期间，实事求是地向中共中央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革命斗争以及红四军党的“七大”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同志，认真地听取和研究了陈毅的报告，表示支持毛泽东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并以中央的名义，于9月28日发出《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以此来统一红四军前委的指导思想。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阐述了红军和割据区域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提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是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毛泽东的鼎力支持。

陈毅归来后，在上杭官庄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朱德表示拥护中央指示。于是，陈毅致信在上杭絞洋一带养病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毛泽东获悉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后，欣然于11月26日到达汀州，就任红四军前委书记。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古田召开。

街由于有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以及朱德、陈毅等的协同努力，红四军党的“九大”开得很顺利、很成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预期效果。大会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大会最后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恒、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李任予、黄益善、田桂祥11人当选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做出了重要贡献。决议的第一部分即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决议中批评了红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雇佣思想、军阀残余思想、小团伙主义、个人主义、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进行正确路线教有”的措施和方法，使党和红军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古田会议是党和红军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理，结合根据地的实际，论述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根本问题，分析了党和军队中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根源及其纠正方法，从实践上解决了井冈山斗争时期来不及解决的无产阶级政党“思想建党”的问题，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这时,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也已基本形成。从此，红四军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本文来源《井冈山历史》，由井冈山市开拓精神干部培训中心整理编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