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超清,是中国共产党井冈山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湘赣边界工农运动的缔造者。井冈山斗争时期,龙超清担任中共宁冈县委书记,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一二届委员。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作出了竭尽忠心的突出贡献。

      龙超清,又名龙济明。1905年出生在原宁冈县鹅岭乡塘南村。其父亲龙钦海于1912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回国后历任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江西省督军公署顾问、江西省教育厅厅长等。

      龙超清家庭生活虽然颇为优裕,但他却没有纨衿子弟的恶习,自小就常同村里的穷孩子们在一起玩。1921年秋,龙超清在家乡读完小学,来到南昌,在他父亲担任名誉校长的省立第二中学读书。

       龙超清嫂嫂萧国钰的姐姐萧国华,是江西省妇女界著名的共产党人。肖国华发现龙超清关心时政,思想进步,便主动接近他,与他谈心,还送给一些进步书刊,如《中国青年》、《向导》、《先驱》、《革命之华》等。龙超清很喜欢阅读这些书刊,读完了又向肖国华借,并就一些自己很关心的问题向她请教。萧国华借此机会,向龙超清宣传革命思想。有一次,龙超清在谈论中,表露出对青年前途忧虑的心情。萧国华说:“当今青年是大有出路的,这种出路就在于革命斗争,在于把个人的命运同劳苦大众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在萧国华的引导和帮助下,龙超清的思想开始向革命方面转变。他痛恨军阀政府腐败,关心民众疾苦。1924年冬,他参加了党组织领导的反对军阀贩卖鸦片和驱逐北洋军阀江西督军蔡成勋的斗争。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共江西省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联合举行群众集会,悼念孙中山先生。龙超清在这次悼念会上登台演说,宣扬孙中山的功绩和他提倡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民主革命的内容。

      龙钦海是一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著名人士。他不满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对民主革命深表同情,与著名共产党人方志敏、袁玉冰、曾天宇等人来往密切,曾帮助中共江西支部在南昌筹办了党的秘密活动地点明星社和黎明中学,并多次保释了被反动当局逮捕的共产党员。他对龙超清投身于革命的行动已有察觉,但并不干涉。这些,对龙超清走上革命道路,是有一定影响的。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龙超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五卅”惨案发生后,党领导广大民众开展了反帝运动。龙超清跟随党员们坚定地站在运动的前列,终日奔走于学校、工厂、商店,组织群众参加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在一次公祭遇难烈士的大会上,龙超清的演说格外激昂,令听者泪下。他还参加抵制日货的斗争,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募集款项。

      声援五卅惨案运动结束后,萧国华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吸收龙超清入党。党内有位负责同志不同意马上吸收,认为龙超清虽然表现得比较活跃,但出身于名门,年纪又轻,应该再观察一段时间。经过党组织几个月的培养和考察,龙超清终于在1925年秋天,经萧国华介绍,在南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龙超清虽然还在学校学习,却以主要精力从事党的工作。他担任过共青团南昌地委经济斗争委员会领导人之一,领导广大工人店员,开展反对资本家、厂商不择手段地剥削工人的经济斗争。他经常前往工厂、店铺,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联络进步力量,建立党和团的组织,发展党团员,取得了显著成绩。当初那位对他入党持慎重态度的党内负责同志对萧国华说:“你真有眼力!龙超清是个很有能力的好同志!”

       由国共两党领导的北伐战争进入准备阶段后,中共江西省党组织派遣了一批党员回到原籍,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以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年暑假,龙超清奉命以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偕同共产党员、宁冈籍的同学刘辉霄、谢希安、刘克犹等,回到宁冈。

       当时,宁冈县还被北洋军阀统治着驻有北洋军的1个营。龙超清等以温习功课为名,来到龙江书院,以此为阵地,在学生、教师中秘密进行活动,联络进步力量。首先,龙超清在龙江书院的文星阁,组织成立了中共宁冈县支部,由他担任书记。接着,党支部在学生中公开成立了进步团体文明社,向社员们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他们上街发表演说,宣传北伐革命。龙超清还经常带领部分师生到乡村向农民进行宣传。几个月以后,党在学生中的工作取得了相当进展,在农村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龙超清等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党支部几次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掌握武器的问题。在一次会议上,当分析到全县各种社会力量的时候,一位党员谈到了茅坪马刀队的处境和马刀队参谋长袁文才为人处世的情况。龙超清听了大受启发,萌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鼓动县政府对马刀队进行“招安”,然后,再逐步将马刀队争取过来,变为党能够领导的武装力量。党支部经过反复研究,认为这一主张基本是可行的,决定由龙超清、刘辉霄负责此事。

      袁文才是茅坪人,在永新县读过中学。因不堪忍受当地豪绅恶霸的欺凌,与官府豪绅结下了深仇,愤然投奔绿林。由于他精明能干,多谋善断,又有文化,不久便成为马刀队的二头领。他们的队伍有60多人,30多支枪,北洋军江西省政府曾多次派兵“进剿”,因马刀队的队员善走山路熟悉地形并有群众基础,使北洋兵屡吃败仗。

      龙超清和刘辉霄、谢希安等利用自己名门望族的身份,去游说北洋政府任命的宁冈县长沈清源,向他献出了招安的“计策”。沈听后犹豫不决,担心马刀队招抚后难以控制。龙超清等反复劝说,左一个“以宁冈人利益为重”,右一个“替政府着想”,并表示愿意替县政府做袁文才的工作,终于使沈清源同意了他们的主张。接着龙超清等又来到茅坪的半冈山,说服袁文才接受招安。开始,在绿林里干了多年的袁文才,深恐受骗,断然拒绝招安。龙超清等不厌其烦的阐明道理,着重陈述了马刀队欲求其生存和发展,只有利用这一时机的利害关系。袁文才被龙超清等说动了心,提出容他同部下商议一下,要龙超清过两天再来。其后两天,袁文才把自己准备接受招安的想法告诉了马刀队的成员,大头领胡亚春却不同意。当龙超清和刘辉霄按照约定的时间第二次上山时,发现袁文才还没有下最后决心。他们便继续劝说,晓以利害,终于帮助袁文才定下了决心。随后,袁文才说服了胡亚春率领马刀队的主力下山,被改编为宁冈县政府的保卫团。

       马刀队接受改编后,党支部趁势加紧了对袁文才的争取工作。龙超清等人经常到保卫团的驻地去,向袁文才讲述全国以及江西的革命形势,使他感到只有随着潮流前进才有出路。1926年9月初,北洋军阀为加强对北伐军的防御,将各县的驻军抽调回省城参战。龙超清在党支部会议上分析了全县的形势,提出目前正是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的好时机。党支部完全同意龙超清的建议。会后,龙超清与几位支部成员找袁文才谈了很久,帮助他下定了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心,并积极进行准备。接着,龙超清布置党员们到农村暗中组织农民配合起义。

      1926年10月下旬的一天,龙超清与党支部的同志们带领数百群众与袁文才的保卫团同时行动,捣毁了县公署,缴获了豪绅武装“清乡局”的枪支,逮捕了沈清源及一批反动官吏。翌日,党支部以国民党左派的名义在县城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民众大会,成立了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由土客籍人员组成的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当选为委员长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土客籍团结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相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县人民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龙超清签字印发了公告,号召全县工农商学兵迅速行动起来,开展“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布置党支部的成员和县人民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下到各区、乡去进行实际领导。宁冈县城所在地的新城,土豪劣绅较多,封建色彩和宗教势力比较严重,要把各阶层的群众组织起来,困难很多。龙超清主动到县城郊区工作。他和同志们白天召开群众会议,晚上挨家挨户作宣传,经过十多天的努力,先把农会建立了起来,接着又建立了工会、妇女委员会、学生联合会和商会,还办了一个妇女工读学校经过县人民委员会和党支部的努力,宁冈各地都建起了各种民众组织,广大群众普遍发动起来了。龙超清又指示人民委员会在龙市和新城举办了两期农民运动训练班。他还多次与袁文才商议,把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使这支昔日的绿林队伍,成了一支党基本上可以指挥的武装力量。

1926年12月,江西省国民政府派林笑佛来宁冈出任县长。林笑佛到新城后,装模作样地拜会了龙超清等人,表面上大谈什么“国共合作”,暗中却四处活动,联络土豪劣绅,试图重新拼凑反动武装。龙超清认为不除掉这块绊脚石,宁冈的工农运动不能深入发展。他与袁文才起研究了铲除林笑佛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袁文才率自卫军战士,以闹饷为名,在一天深夜将县公署包围,收缴警卫队的枪支,并击毙了林笑佛。后来,江西省政府又派出张廷芳、易敌无等右派分子来宁冈任县长。但没过多久,都被龙超清等人领导宁冈人民赶跑了。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1927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指示将宁冈党支部改为县委,龙超清任县委书记。

       1927年5月,湖南“马日事变”发生后,从宁冈逃到吉安的土豪劣绅带着一营敌军卷土重来,捣毁了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并通组龙超清等人。在白色恐怖下,有人逃避斗争,有人叛变,龙超清及刘辉霄等则继续坚持斗争,随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退入茅坪山区。有的同志劝龙超清离开宁冈,到南昌暂时躲避。他的父亲也曾来信,要他潜出家乡到外地读书,等形势好转时再回来。龙超清对周围的同志说“我不相信,革命会长久冷落下去,重整旗鼓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等待革命形势重新发展。”

      这时,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竟命令农民协会将武器上缴给反动当局明令取消农会。龙超清立场坚定,不向反动派交枪。他带着几个同志潜到新城、古城等地方,告诉各乡农协会的负责人,要顶住敌人的压力,无论如何不能宣布散掉农会,农会的梭镖、大刀一件也不能交出去。龙超清还把县委仅有的四支步枪,分配给最可靠的同志掌握。

      在革命低潮时期,龙超清和周围的几位党员,常常是白天睡觉,到黄昏就出去活动,在乡镇贴标语,召开群众会议,对危害革命的土豪劣绅发出警告。他还在柏露、大陇几个地方办了农民夜校,给农民上课,坚持秘密活动驻守在宁冈的一营敌军不断地“进剿”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龙超清经常给袁文才出主意,鼓舞他们的斗争决心,帮助农民自卫军把60多条枪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这年7月中旬,永新县的土豪劣绅勾结反动武装,将县委、县农协负责人刘真、王怀、贺敏学等人及80多名党员抓起来关进监狱,县委机关完全遭到破坏。刘真设法从狱中带出密信,请求宁冈县党组织和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进行营救。龙超清接信后,与袁文才共同制定了营救计划,派人联络遂川县王佐的农民自卫军和安福县王新亚的农民自卫军参加攻城。7月26日,龙超清、袁文才率领自卫军和数百群众,没等王新亚部队到来,便会同王佐部队攻打永新县城,经过半天的激战,攻破城池,救出了受难的永新同志。第三天,两支农军又会同王新亚的队伍,打退了由吉安前来反攻的一营敌军。由于水新反动势力强大,暂时不利于共产党人的活动,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遂与龙超清、袁文才的部队一起,来到宁冈的茅坪,在象山庵驻扎下来。

      在茅坪这段时间,龙超清多次派人前往吉安,与上级觉进行联系,但没有结果。1927年9月底的一天深夜,住在柏露梅树山的龙超清,突然被袁文才派来的两个自卫军战士叫醒。他们带来了袁文才的口信,要龙超清立即去茅坪,说有急事商量。龙超清他们打着松明火把赶到茅坪,袁文才把一封信递给他。那信的意思是:工农革命军要在宁冈一带落脚,请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和袁文才的代表前去水新三湾接头,落款是“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龙超清看完信后,惊喜交加。他认为,如果真是毛泽东的队伍来了,湘赣边界的革命烈火一定能够重新燃烧起来。龙超清与袁文才商量,要陈慕平等人与自己一同前往。10月2日吃完早饭,龙超清偕同袁文才的司书陈慕平、党员龙国恩一起离开茅坪,于当天中午赶到三湾,在三湾“协盛和”杂货店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与龙超清略略交谈,高兴地说:“原来你就是龙超清呀,江西省委的信上提到过你,要我们来找你的!”

      毛泽东早在1927年2月,在衡阳就通过中共湘南区委的陈佑魁、李少山等人,了解到“金刚山”的地理、政治情况。秋收暴动前夕,他从王新亚那里进一步得知了宁冈、永新党组织和袁文才、王佐地方武装的情形。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他又从朱亦岳等人那儿了解到“金刚山”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和遂川边境的一带地方。而这一次,毛泽东见宁冈地方党与地方武装的代表都来了,非常高兴。他与龙超清、陈慕平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详细询问了许多情况。晚上,毛泽东与龙超清又单独谈了很久。

      龙超清三人返回宁冈的那天,毛泽东见他们没有带枪,要部队送了三支马枪给他们。回到茅坪,龙超清转达了毛泽东对袁文才的问候,并向袁文才介绍了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告诉他毛泽东很快就率领这支工农武装来井冈山一带建立根据地,希望农民自卫军作好欢迎的准备。10月3日,工农革命军由三湾来到古城。龙超清等在头一天就组织群众给部队安排好了食宿。3日晚上起至5日,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这是秋收起义部队进入湘赣边界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主要是进一步讨论部队到何地建立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龙超清和谢汉昌是出席会议的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他俩完全赞成前委在湘赣边界开展武装割据的主龙超清参加的古城前委扩大会议旧址张,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并介绍了罗霄山脉中段区域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以茅坪为依托,在湘赣边界开展工农武装割据。

       古城会议后,龙超清连夜赶到茅坪,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见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见面。袁文才表示十分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10月7日,工农革命军由古城来到茅坪,龙超清袁文才组织自卫军和茅坪的群众敲锣打鼓,杀猪宰羊,表示热烈欢迎。之后,又帮助部队在茅坪设立了留守处和医院两处后勤机关。龙超清带着一些党员为工农革命军四处筹集粮食,几天时间,就组织群众将上万斤粮食送到茅坪。龙超清还布置人把各地方隐匿在家的党员叫到茅坪攀龙书院开会,并请毛泽东到会讲话。他在会上也讲了话,号召每个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出来,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制定了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方针:以宁冈为中心区域,逐步向四外发展。因此,抓好宁冈的各项工作,对于整个根据地的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龙超清根据前委的指示,首先集中力量,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斗争。龙超清自告奋勇,负责鹅岭、柏路一带的工作。有人问他到自己的家乡去打土豪,你不怕吗?”龙超清回答说:“要怕就不革命了。”他回到塘南,村里的几家土豪办了酒席为他接风,他严正地拒绝了,并对这些人说:“只有主动地把剥削来的财富交出来,才是识时务者。”他动员自己的家里,“交出一百多担谷子,五六大缸茶油,家里的一本借据租约也烧掉了。”①接着,他与村里的党员龙寿宇、龙国恩等人,在周围村庄组织群众清算土豪。有些群众不敢要打土豪的浮财,龙超清带人晚上送上门,耐心地做宣传工作。在清算全县屈指可数的富绅龙瑶斋家那一天,龙超清从新城把毛泽东请来,给上千农民讲了话。以后,他又来到柏露,组织农民到长富桥的大土豪杨唐臣家开仓分谷,杀猪分肉,焚烧债契。龙超清不仅自己扎扎实实地搞好个地方的工作,还很注意全局工作的进展,经常到其它地方去检查、督促。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1月这段时间内,全县打土豪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了前委的表扬。1928年2月上旬,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乘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之际,派一营敌军进驻宁冈新城,配合地主武装靖卫团到处进行骚扰。龙超清一面率领群众武装袭扰敌人,一面派人赴遂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7日,工农革命军回师宁冈,龙超清等人发动的1000多群众参战,于18日一举攻下新城。接着,在龙市召开民众大会,宣布成立宁冈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并恢复县委,龙超清仍为县委书记。新城大捷之后,宁冈的地方工作进入了深入发展的新阶段。龙超清没有辜负党的信任,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的重担,带领全县的党员、群众积极地投入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去。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如何配合红军打败敌人的频繁的军事“进剿”,是地方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县委重新成立后,龙超清所抓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全县普遍建立区、乡政权及各级民众组织。在他和县委其他同志的领导下,约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四个区三十九个乡都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和赤卫队、暴动队、妇女会、少年先锋队等组织。县委、县工农兵政府通过这些组织,领导广大群众从各方面积极地配合红军打仗,对保卫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宁冈的土地革命是湘赣边界开展得最早、分田最彻底的地方。从1928年2月下旬起,县委、县工农兵政府领导全县人民兴起了土地革命的热潮,到4月底,已经把所有的土地分配完毕。在分田的日子里,龙超清逐区逐乡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找干部商量解决。有一次他来到第二区的坳头乡,发现长溪村的分田运动冷冷清清。经过调查,了解到该村的一个族老、土豪,倚仗其子在县靖卫团担任头目的势力,暗中恐吓群众,散布谣言。龙超清召开群众大会,斗争了这个土豪,把他送到区里关押起来,又将乡政府的几个干部集中到长溪,帮助该村丈量土地、造册登记,很快地把田分了下去。1928年秋,宁冈的农业获得了历年来少见的好收成,各地的农民按20%的比例交纳土税,确保了红军的军粮供应。龙超清还指示县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同志,举办了几期党团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他亲自到训练班为学员讲课。为要保证党的纯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1928年10月下句,县委根据边界特委的指示,在全县进行一次“洗党”,对所有党员重新审查登记。古城区石口乡党支部有三个党员在“八月失败”的时候意志消沉,躲到外地,逃避斗争;有两个经不住敌人的利诱威胁,暗中反水投敌龙超清和县团委书记萧子兰来到石口,重新整顿了这个党支部,清除了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保证了党的战斗力井冈山斗争时期,边界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红军的大部分后勤机关,均设在宁冈。宁冈的党和群众一起军事化,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上级布置的每项任务都能完成,到处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景象。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县委书记龙超清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在他担任宁冈县委书记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跑遍了全县每个大村庄,大人小孩无不知晓他的名字。正是因为他的工作成绩卓著,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龙超清均被选为特委委员。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征战赣南,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前委决定建立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以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为书记,统一领导边界各县的地方武装。这时,“龙超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兼西北特区书记”,率领县赤卫队和特区的地方武装,会同永新等县的赤卫大队,守卫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龙超清带领宁冈的地方武装到了九陇山后,首先组织群众,从龙市、古城一带挑运粮食上山;然后在各个隘口险处修筑工事掩体;组织人日夜制土硝、赶制梭镖。湘赣敌人在猛攻井冈山的同时,还派了四个团的兵力向九陇山进攻。龙超清率领武装守卫在七里船和蔡家田一带,阻击从茶陵坑口向九陇山推进的敌人。他将部队分为三道防线,每道防线都在阵地前布满竹钉、滚石及鹿砦等等,利用山险打败了敌人次次的进攻。

      1929年1月下句,继大小五井军事根据地失守后,九陇山也被敌人从蔡家田攻破,龙超清带领部队隐入深山老林坚持斗争。为集合在井冈山被打散的特委干部,他派出五、六个联络员,到古城、东上等地去接应,很快将特委巡视员宛希先和特委的陈正人、刘真等接到了九陇山区。宛希先在山上主持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龙超清被选为特委委员、候补常委。临时特委分配他重新负责宁冈西北特区的工作,并打通龙市与九陇山之间的联系。

       敌军占领湘赣边界后,各县的反动地九陇山军事根据地方武装死灰复燃。宁冈县靖卫团经过扩充,由团总萧庚光带领驻扎在龙市,封锁通往九陇山的大小要道。为要消灭这股敌人,龙超清几次派人去侦察敌情。1929年3月6日,小雨夹雪下个不停。龙超清领着赤卫队200多人,冒着雨雪从石口向龙市进发。为要避开敌人沿途的岗哨,他们沿河滩在龙江的水里行走拂晓赶到龙市,一举消灭了靖卫团百余人,打开敌人的仓库,将粮食和弹药运往九陇。

      是年秋,特委调龙超清去莲花担任县委宣传部长。三个月后又被调回宁冈,担任县委领导工作。1930年2月上旬,赣西苏区的局势大为好转。3月中旬,按照前委的指示,赣西、赣南、湘赣边界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刘士奇、曾山、龙超清等17人为特委委员。特委下设六个行动委员会。原来的湘赣边界特委改为西路行委,下辖永新、宁冈、莲花、遂川、茶陵、酃县和吉安。

      龙超清开始任团的西路行委书记,六个月以后,担任了党的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担任行委书记后,为了开创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着重抓了彻底平分土地和加强各地党、政建设这两方面的工作。边界各县曾在1928年至1930年上半年两度分田。由于敌人的不断进犯和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加之经验不足,土地分配不够彻底,有的好歹不匀,留了不少公田:有的分了田没有烧毁田契:还有的按劳动力和生产工具分田。为了彻底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龙超清布置各地普遍地进行次重新分田运动。这次分田的方法与过去相比有许多不同,行委作出了一些新的规定,如好坏搭匀、不准留公田、农具、耕牛同时分配该分青苗的分青苗等。这样的结果,基本上达到了彻底平分土地的要求。

      接着,龙超清和行委领导在各县开党组织的整顿和苏维埃政权的改选。有些地方的党组织和乡政权由于惧怕敌人反攻,平常对工作缩手缩脚,敌人一来便销声匿迹。龙超清和行委指示各县的党组织,对这样的地方实行严格审查,坚决更换负责人,对不敢大胆挺身出来工作的党员、干部,经教育仍然无效则予以清除。同时,在各地纠正党内包办苏维埃工作的现象。龙超清很重视行委对各地工作的巡视。他指示,除留个别常委主持日常工作外,其他人下到农村去,巡视检查了解掌握情况。他自己也很少在行委机关办公,多数时间在下面指导工作。这两项中心工作有力地带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至1930年9月间,西路行委所辖各县的军事斗争、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党政建设都有了新的起色,为建立以永新为中心的湘赣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月初,以龙超清为书记的西路行委带领一万多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斗。这次战斗的胜利,摧毁了敌人在赣西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形成了纵横千里、人口达四百余万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龙超清面对大好的革命形势,精神极为振奋。正当他满怀信心,准备更加努力为党工作的时候,1930年12月,赣西党内进行肃反,清查AB团,龙超清最早受到“审查”,被诬陷为AB团首要分子。总前委下令将龙当成“AB团”首犯关押了起来加以审讯。1931年10月,龙超清在江西广昌县错遭杀害。

       全国解放后,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指示精神,认定龙超清为革命烈士。江西省革命烈土纪念堂陈列了龙超清的革命事迹。

龙超清于20岁这一年(1925年)在塘南家里娶妻,妻子谢梅英,葛田乡上古田村人,生于1903年。根据89岁的吴秀妧老人(龙超清妻子的堂兄嫂)讲述,谢梅英父亲谢龙培,进过武学,很有武功,在家里是上古田坊溪房“故事队”(即乡村的龙灯狮子队,带有武功表演性质)的领队。因每年的正月都率“故事队”县城新城等地出演,渐有名气。谢龙培只生有一个女儿,即谢梅英。上古田的“故事队”每次去外地出演,他都要把女儿带去,担任“踩花轿”主角。梅英长得漂亮,又读过几年私塾,很会绣花,气质与一般乡村女子大不相同。1924年正月回乡过年的龙钦海来到新城,住在毕业于美国士丹佛大学的硕士彭百川家里。第二天,彭百川陪龙钦海去大街上看龙灯表演,龙老先生对坐在花轿里的梅英姑娘产生好感。正好谢龙培的弟弟谢仁培娶的是彭百川侄女彭淑元,彭百川见龙钦海中意谢梅英,便提出为老先生儿子龙超清作媒,龙钦海听了感到乐意。就这样不可违背“父母之命”的龙超清在1925年娶了谢梅英。

       谢梅英嫁到了塘南龙家,龙超清仍在南昌读书,只是寒、暑假才回来。在家里担负家务的梅英却受到龙超清奶奶的苛待。奶奶是深受“三从四德”影响的农村妇女,思想封建,处世吝啬。她对不善于操持家务的孙媳妇看不惯,屡屡加以虐待。比如要梅英在一天内蒸六缸糯米酒,使得梅英劳累不堪,而奶奶还要横加指责。梅英受不了这种苦衷,气回到娘家。任凭家里人怎样劝慰,她坚决不回塘南,老是怪父亲不该把她许给龙家。由于心灵痛苦,思想上郁闷过度,只1年多的时间,谢梅英患上了忧郁症,渐渐地神志也不那么正常,村上的人说她被“气癫”了。

      龙超清从南昌回到宁冈,看到妻子是这么一种情状,心里很着急,但感到无法可施。他试图把妻子带出去一道参加革命活动。可是梅英既不愿意去,也让人感到不那么合适。龙超清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工作当中,顾不上带着妻子到南昌去治病,就这样梅英的病越来越重。谢梅英没有生育。龙超清于1931年10月在广昌被错杀后,大半年才得知信息的谢梅英心情更是悲痛。1933年6月她在家里病逝,葬于上古田的弧椅形。

       龙超清牺牲时,龙钦海先生尚健在。龙家考虑到超清夫妻尚未生育,遂由其兄龙超云将二儿子龙节高,过继在龙超清名当下。1949年8月,宁冈刚刚解放,县委书记赵协魁了解到龙超清家的情况,指派县龙超清之孙龙啸近影委组织部长梁建国来到塘南,动员龙超云的两个儿子龙文清、龙节高参加工作。龙节高在县农民土改工作队任过指导员,带着干部在永新阜前搞过土改,任过共青团宁冈县委组织长、共青团县委书记。1957年调任吉安地区医药公司副经理。后受到其父龙超云历史问题的影响,调任吉安地区储运公司科长、吉安地区食品公司科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龙节高被调到江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任后勤处副处长。他的大儿子龙宁,1955年出生,现为江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干部;二儿子龙啸,1957年出生,现为吉安市委统战部光彩事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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