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浮附近有一叫土山的小山村，村庄依山面水，田地成丘，风景秀丽。这里就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新遂边陲特别区坳下乡工农兵苏维埃主席王冬文的家乡。

       王冬文，又名王明德。1892年正月出生于一个小康农民家庭。父亲王魁星为人勤劳厚道，稍识文字，生有二子一女。王冬文是长子，自幼天资聪颖，深得全家宠爱，父母殷切地期望他长大成才，光宗耀祖，因此，土山虽处偏僻山区，父母仍想方设法让他上学。他在本地读了几年私塾，刻苦勤奋，学习成绩优异，考取了永新县禾川中学。

      王冬文进了中学后，学习更加刻苦，对老师点授的课文，他都能背诵如流，并看了许多课外书籍，从而使他能说会写，富有口才。假日回家时，他照样参加田间劳动，还经常帮助穷苦农民写信、记账、写对联等。由于他在学校受到一些新思想的影响，加之自少年时代就与农民接触，使他逐渐地体察到农民的疾苦，明白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而在年少的心灵产生了对不平等社会的反感，立志要把学到的知识用于为民众服务。

      王冬文从永新禾川中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为了实现学用于民的愿望，他开始从事曹师的行当（就是现在的律师），专门给人写状子打官司。他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敢为穷人说话，深得贫苦农民的爱戴。可是旧社会哪有穷人说理的地方啊！尤其在这偏僻的山村，更是土豪横行，土匪当道，连自身都难保，又怎能替穷人办事。于是，王冬文为了健身自卫，他在王氏家族的支持下，请了宁冈楠木坪的一位叫王草古的拳师，在土山村王氏祠堂教习王家青年练拳。王冬文勤学苦练了数年，终于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一次，在永新洋中打描台时，一举打败了永新南乡最有名气的李姓拳师。从此，王冬文便在罗浮上下的几十里内一带出了名。

      不久，王冬文收了陈龙开、王佐、尹豪民等为徒弟。由于他武艺精淇教出的徒弟个个生龙活虎，武艺高强。徒弟中他最喜爱王佐，这不仅因为王佐与他是同姓同宗，还因为王佐豪爽侠义，且聪明机灵，勤奋好学。因此，王冬文将自己的拳术，精心传授给他，对他特别严格要求。规定王佐每天在鸡叫头遍时起床，小便前练一路拳和棍，尔后练手力，单指戳墙数百下，再练跳高跳远，翻跃高墙等技艺。白天练拳练棍和举重，晚上王冬文还要王佐睡在鹅卵石上练筋骨。严师出高徒，王佐在王冬文的严格传授下，练就了一身好武功，成为王冬文最得意的徒弟。

      王佐出师后，投入绿林，很快成为绿林首领。王佐在五井四周实行“劫富济贫”，得到了王冬文的支持。大革命的运动浪潮波及到了井冈山时，王佐顺应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的发展形势，接受遂川农协所派的共产党员王文诤的劝告，将队伍改为“新遂边陲农民自卫军”。1926年秋，他与遂川县农协会取得联系，在井冈山各乡村办起了农民协会。王冬文在王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农会的活动，成为农民协会的骨干。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到井冈山，部队每到一处就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的革命活动。土山也于同年12月建立了农民协会，王冬文被选为委员。农会凡是有任务交给王冬文，他总是按时完成。1928年2月，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下辖十个乡工农政府。坳下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在土山村王家祠堂内。刘烈样任第一任主席，王冬文为副主席。同年5月后随着王冬文革命斗争中积极表现，他被群众选为主席。当了坳下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的王冬文，不久在区苏主席李子青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坳下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暴动队站岗放哨，发动群众为红军筹运粮食，打土豪，筹款子，为武装割据做了大量的工作。1928年2月底，各乡开展分田分地，坳下乡比其他乡搞得快搞得好。土地革命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他们纷纷报名参军参战，当年在红军当兵的青年，数坳下乡最多。1928年6月起，坳下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织暴动队和农民群众，配合红军修筑了桐木岭哨口，并和王佐部队共同担负哨口的守卫任务。1928年“八月失败”时，接替因为患病的刘烈祥而担任乡工农兵政府主席的王冬文，组织暴动队和群众配合红军坚守在桐木岭哨口上，顽强阻击了拿山方向的来犯赣敌，有力地配合了黄洋界保卫战，保卫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1928年冬，王冬文组织各村群众到关背地区挑粮，为红军筹备粮食。当王佐部队在泰和高家村打土豪时他带领坳下乡暴动队积极配合，为红军挑回了大批款子和日常生活用品。

      随着湘赣边界革命力量的增强，井冈山割据区域的军民在斗争中越战越强。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恐慌，湘赣两省政府，调集重兵，于1929年1月下旬，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会剿”。在边界特委和红五军军部的指导下，井冈山军民同仇敌忾，凭借五大哨口的天险，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王冬文带领均下乡暴动队与红军日夜坚守在桐木岭哨口上，饿了吃炒米，渇了喝雪水，顽强地阻击了北路敌军的进犯。但终因敌我双方力量悬殊，继1月30日黄洋界、八面山哨口失守后，桐木岭哨口的军民被迫撤出了战斗。

      王冬文和乡暴动队队长王乙文带着队伍从桐木岭哨口撤到草坪后，不顾连续数日的战斗劳累，赶到茨坪向王佐汇报了桐木岭哨口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怎么办。王佐坚定地说:“按照老办法，化整为零，钻进深山打游击”，并说:“你们多带些枪回去藏起来，但要记住:“人可以死，枪不能丢。”王冬文接受任务后，当即回到草坪传达了王佐的指示，带着队伍从金狮面下来，走石姬窝，绕过驻有敌军的茅坪村（即草坪附近的茅坪），从茅坪后山回到土山村。

      王冬文将王佐交给他的12支步枪，用油擦得铮亮，用油纸包好，装在木箱里，埋藏在隐秘的地方，然后和王乙文等五人离开村庄，躲在村后大山上的石洞里。

      井冈山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三要”政策，整个井冈山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时关背的反动武装头子尹豪民更加猖狂，他扬言要报杀父之仇，还要报自己的一枪之仇。原来，尹豪民的父亲尹道一被王佐队伍击毙在旗锣坳之后，他便接任了永新东二区关背靖卫团团长之职。尹豪民阴险毒辣，恃强称霸，很快成为了厦坪一带有名的恶霸地头蛇。王佐曾派亲信石春发和王风文去刺杀尹豪民，石春发枪只打伤了尹豪民的左手腕。从此，王佐和尹豪民从师兄弟变成了仇人。

      尹豪民要趁井冈山失守之机，抓王佐的人报仇，同时搞到更多的枪支，扩大其反动势力。因为尹豪民隐约听到别人说，王冬文在家里了一批好枪。一天，尹豪民派陈龙开去捉拿王冬文，他以国民党反动军队要大搜山，请师傅下山暂避为名，把王冬文诱到了王佐姐夫石丙祥家。当王冬文发现敌人的诡计时，尹豪民的兵丁已经包围了房子，他欲越窗逃走，但已被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胸膛。

      王冬文被捕后，被押送到尹豪民那里。他目光炯炯，昂首挺胸，双手反捆在背后，被敌人押着走进了保卫团团部。

      尹豪民为了把枪弄到手，企图利用师徒关系从王冬文身上打开缺口。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师傅，您受惊了。请坐，请坐。”“蒙民啊，有话  快说，有屁快放。”王冬文边说边坐在准备好的椅子上。

      “嘿嘿，徒弟有事请您来商量，何必生气呢?”说着上前解下了王冬文身上的绳索。

       王冬文活动了一下麻木的双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襟，愤愤地说：“要打要杀随你的便，要从我的口里得到什么东西，那是白费心机。”

       尹豪民仍满脸奸笑地说:“我念您是师父，只要您把枪交出来，我一定为您说情，放您回家和妻儿团聚，还可以…”

        王冬文一听，怒不可遏，想到当初爱徒如子，而今徒弟背叛师父，为害革命。他没等尹豪民说完，蓦然站起，厉声说到:“豪民，我是藏了几条枪，但这是工农政权的枪，要想我交出来，办不到！”尹豪民被对方突然的一吼，惊得愣了一下，他想发作，又不甘心，便故作矜持道:“师父，不要这样嘛，不管怎样，我还是您的徒弟，我是替您着想，您有妻子儿女，该享天伦之乐，何必为那几支枪白白的送命呢？”

       王冬文“呸”了一声，义正辞严地说:“豪民，你要我交出枪，那是叫我背叛革命！你要这样做的话，就算我没有你这样绝情绝义的徒弟。告诉你，要枪没有，要命有一条。”尹豪民见来软的不行，霎时目露凶光，阴沉沉地说:“师父啊，你说得这么硬梆，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啰！”为了保全师徒虚伪的名声，卑鄙的尹豪民把王冬文交给了永新县东二区保卫团团长刘克安。刘克安对王冬文先是用尽手段予以软化，几天后，看到了王冬文根本不为所动，使转为修酷的威逼拷打，但王冬文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始终没有供出藏枪的地方，气得刘克安七窍生烟，无计可施。

      恼羞成怒的敌人终于下毒手了。1929年2月17日午时，敌人荷枪实弹，把王冬文等七位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干部，押到旗锣坳桐子坪的一棵杉树下枪杀了，接着又把王冬文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厦坪东二区保卫团团部门口的树上示众三天。王冬文牺牲时，年仅37岁。

      王冬文的鲜血酒在旗锣坳上，染红了桐子坪。现在，每当谷雨时节，那一簇簇、一丛丛的杜鹃花开得满山遍野，格外鲜红耀眼，把这块红色的土地装点得更加绚丽多彩。

      王冬文娶罗浮田头村刘炳妹为妻，1927年生下儿子王秋祥。王秋样的儿子王根元，向来在家务农。王根元之孙王旻，2011年在井冈山大学毕业，考入复旦大学，现在大学读研。

      本文由井冈山市开拓精神干部培训中心整理编辑发布。